老沈阳——大慈恩寺
西起大南街、东至般若寺巷的慈恩寺巷，得名于此地的慈恩寺。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到1988年，这条路却一直叫作“大井沿胡同”。《沈阳县志》中对慈恩寺的地址如此描述：德盛关大井沿路东即该寺址。因为当时这里有一个菜园，园子里有两眼大井，而其中一眼目前在慈恩寺里封盖。
慈恩寺始建于唐代，后金天聪二年，即1628年重修，清顺治、道光及民国年间均有扩建和重修，它占地约12000多平方米，是沈阳市现存最大的佛教寺院，有“十方丛林”之称。
大佛寺
大南街从南顺城路出发，向南穿过乐郊路、南乐郊路，就会在大南街东侧发现沈阳市妇婴医院，那就意味着到了必堵无疑的热闹路路口，但是一过热闹路，街东的一大片区域霎时间陷入静谧。从地名上就可以见分晓，从热闹路自北向南排开的分别是：华岩寺巷、龙凤寺巷、大佛寺巷、慈恩寺巷和般若寺巷，它们无一例外全都因寺命名。佟悦先生在《清代盛京城》一书中写道：“城东以小东边门内天齐庙一带，除天齐庙外，尚有地藏阁、灶君庙、老君堂、山神庙、养生堂等数处；城西则以小西边门外的实胜寺附近庙宇最多，如积善寺、善缘寺、兴庆寺、太平寺、关帝庙、保灵寺以及僧王祠、三贤祠、双忠祠等；城南一处是在大南边门内的慈恩寺、华岩寺、龙凤寺、大佛寺、般若寺、药王庙、玉皇阁等所在区域。另一处为小南门外风雨坛一带，如马神庙、灵神庙、玉皇阁、老爷庙、普济寺、穷神庙等；城北则在大北门外区域，如天后宫、三皇庙、财神庙、白衣寺以及杨家庵、孟家庵、佟家庵……”经历了晚清、民国等暴风骤雨的洗礼之后，大南边门早就没影儿了，单说大南边门内的这些寺庙，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大佛寺、慈恩寺和般若寺。
位于大南街三段慈恩寺巷14号的大佛寺，因寺内佛像高大而得名，有民谚说“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据《沈阳县志》记载，大佛寺原有乾隆十二年重修匾额一方，丈六大铜佛一尊，但是到民国的时候铜佛就失踪了。现在的大佛寺很局促地藏身于重重居民楼之间，山门不大，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不过，寺内中殿、大殿、东西配殿、东西厢房样样俱全。相传它始建于唐朝，在明万历四十二年，即公元1614年重修时曾发现过唐代残碑和一些残存法器，后于清乾隆十二年、乾隆五十六年、宣统二年多次重修。民国五年，即公元1916年，比丘尼常慧多方化缘求施扩建此寺，修缮庙宇，寺内现在依然存有1939年刻的《奉天大佛寺记》碑，上面记载了大佛寺的整修记录。现在的大佛寺是比丘尼道场，2008年被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般若寺
位于大南街般若寺巷8号的般若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创建人是古林禅师。般若寺于宣统元年和民国十三年两度重修，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被毁坏殆尽，70年代到80年代又重修庙宇、新塑佛像，于1985年被沈阳市人民政府列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辽宁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般若寺的面积比大佛寺要大些，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占地面积也是3000多平方米。般若寺系佛教名僧十方丛林，寺院僧人均为比丘尼，现为辽宁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位于大南街三段慈恩寺巷3巷12号的慈恩寺，与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和营口楞严寺并称为“东北四大佛教丛林”。慈恩寺始建于唐朝，重建于后金天聪二年，即公元1628年，寺内碑文刻有“天聪二年复兴古刹”云云。1949年以后，慈恩寺曾一度是省市佛教协会所在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慈恩寺曾经入驻过多家工厂；1985年被列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沈阳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函可和尚被发配到盛京慈恩寺“奉旨焚修”，慈恩寺才开始名声大噪。函可，广东博罗人，明代最后一位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作为一个不愁吃喝的江南名士，他曾以有才华、讲义气、豪爽而受人尊敬。27岁时，他看不惯明末的社会丑态而愤然出家皈依佛门，法名函可，字祖心，法号剩人。“剩人”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躲避世俗世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就此解脱。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函可在惠州任罗浮华首台都寺，闻国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到了南京以后，他就住在老朋友、江陵名士顾梦游家。适逢清兵渡江，南京陷落，“亲见诸死事臣，记为私史”。这部私史，就是函可以亲身闻见，密记金陵沦陷时弘光帝被虏，诸臣死节和万民涂炭的事实，名为《再变记》。顺治三年暮春，函可由南京返回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函可在兵荒马乱中不辞艰危，去而复返，表面上是印刷经书，实际上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推测，“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顺治四年冬，函可再次返粤，在行李中挟带着《再变记》出南京城，被巡城的清兵搜出，同时被搜出的还有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铖的书信。函可这次出城的牌文，是被顺治皇帝封为九省经略招抚江南大学士的洪承畴所发，被后人叫作大汉奸的洪承畴在明朝曾是韩日缵的门生，与函可是故交，当时正驻节南京。为此，满人大为震惊，以为其中必有内情，严加追究，这就引发了清朝第一宗文字狱。洪承畴为避嫌自保，把此案移送北京处置。于是，身受重伤的函可被顺治下旨“拿解来京”。函可的弟子们也随后赶到，“燃指为灯，号于都门”，为师申冤。顺治五年，函可终因《再变纪》言论“有干我朝忌讳”获罪，流放盛京，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成为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人。
函可被流放到盛京的时候，已经降格为陪都的盛京没有那么繁华，他在诗里记下了对盛京的第一印象：“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幸有千家在，何妨一钵孤。但今舒杖履，到此亦良图。”不久之后，故乡博罗传来噩耗，他的族兄率领家族参加了反清斗争，韩家在后来的清兵屠城中几乎全部罹难，函可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剩人”。悲痛欲绝的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
当时与函可一起被流放到盛京的有很多明朝臣子、江南才子：誓死不降清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的堂兄左懋泰，是明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吏部员外郎，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降了李自成，清军入关后他不降清，顺治年间被发配辽东；还有大学士陈名夏的长子陈掖臣，生于江苏溧阳，是明末清初诗人，因其父陈名夏被大学士宁完我弹劾受到株连，也发配辽东。这些孤寂的流人们常常慕名互访，吟诗论文，聊以消遣。顺治七年，即公元1650年九月的一天，他们在左懋泰家里庆贺函可的生日，函可提议结社，得到积极响应。当时在场的僧人3人，道士2人，士人16人，后来者8人等，共和诗32首。函可称诗社为“冰天诗社”。在辽东的冰天雪地中，这些丧失了家国、丧失了故乡、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身份的流人，并没有丧失自己的诗意，在东北埋下了诗情的土壤。
除了写诗之外，函可还在盛京遭受瘟疫的时候为穷苦百姓送药救命，获得了百姓的崇敬。他在慈恩寺开坛讲法，听者如云，来者络绎不绝。除了在慈恩寺外，他相继在普济寺等7座古刹作过道场，后来其被奉为辽沈地区佛教开山之祖。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函可在盛京坐化，终年49岁。弟子们在千山璎珞峰为他修建了一座剩人禅师塔，随后印刷了20卷本的《千山诗集》与6卷本的《剩人禅师语录》。由于当年的《再变记》是手稿，没来得及出版就被清兵查获，当时已不存。尽管函可在顺治年间去世，但由于他的诗文甚广，他的事迹在盛京地区颇有影响，导致其在乾隆年间遭到封杀。乾隆四十年，即公元1775年，当乾隆皇帝在阅读各省呈缴应毁的书籍时，无意中看到死去了116年的函可的诗集，他专门下了一道“圣谕”，要“逐一查明，据实覆奏。”于是，奉天府尹、盛京将军忙不迭地查办。函可住过的寺庙、函可在双峰寺所遗留下来的碑塔都被尽行拆毁，《盛京通志》原本载有函可事迹也被逐一删除，函可的《千山诗集》和《剩人禅师语录》被列为禁书。在乾隆时期，一个诗人的诗集落到了跟“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的《水浒》一样被禁毁的命运。虽然清朝严酷的文字狱和查禁书都让函可赶上了，但星星之火并未熄灭，他的诗集在道光年间就有重刻本。
毋庸置疑，函可为辽沈地区的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慈恩寺作为函可和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被载入东北佛教传播的史册。但是慈恩寺只是沈阳地区的一座寺庙，它的变迁无法概括整个东北佛教传播历程，它只是一座民间庙宇，并非皇家寺庙，所以并不能代表清代官方的宗教立场。
以慈恩寺附近区域为例，20世纪中叶以后，这里的佛教活动并不兴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度停滞，一些单位都曾经进驻寺庙。至80年代以来，随着寺庙的归还和重建，佛教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