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之所在，道义在肩—读《民国风度》（4）
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民国风度》，本书共25万字。我会用6期的内容为您来讲解本书的精髓，本期是讲解的第4期。
民国动荡的时局，赋予了新闻记者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是革命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承载着中华儿女拯救国家的期待，行使着作为一名记者的权利与义务。
01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1901年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庭贫困，他靠自学成才。
1929年8月，王芸生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他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
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揭露了香港沦陷之时，逃难的飞机上竟装有箱笼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发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
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蒋介石在当天就罢免了郭泰祺的职务。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介石每日必读《大公报》，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官员带上红包亲自拜访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词拒绝。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有人评价王芸生：“他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
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一生中有两个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后，他彻夜难眠。已经76岁的他不顾家人劝阻，参加了庆祝游行。
王芸生说：“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
02
铁肩辣手、快笔如刀——邵飘萍
1898年，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英勇就义，行刑前他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8年后，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响起之前爆发。
“诸位免送！”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邵飘萍说完此话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
表面上，邵飘萍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执行枪决。
实际上，邵飘萍被枪决的原因是他反对奉系军阀。他在《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并且退回了张作霖给他的30万“封口费”。
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务而待其变。”
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现了这一主张。
那天，邵飘萍在国务院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触动了邵飘萍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
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邵飘萍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
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美国驻中国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告诉段祺瑞他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
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聘请邵飘萍为驻京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
1918年10月，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他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当年，邵飘萍突破了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邵飘萍奋力争取，内阁会议的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新闻。
一次，邵飘萍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内阁、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在觥筹交错间，那些要员们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
邵飘萍事先已经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没结束，消息已经发到了上海。
为勉励同仁，邵飘萍把“铁肩辣手”四个字，悬挂于《京报》报社的墙上。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他被后人誉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低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03
不可再现的高度——张元济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也遭日本浪人纵火。
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的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焚烧的纸灰飘飞到数十里外。
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50多万册藏书，悉数被烧毁，其中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价值连城的善本珍籍从此绝迹人间。
在上海的一间公寓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望着长空，潸然泪下。
日军为什么要炸毁商务印书馆？
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烧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日本人低估了张元济的能力。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要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有研究者称，当时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绝无仅有”。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在写给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的信中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书。
他与商务创始人之一的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张元济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光绪十八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和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 光绪在颐和园里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
当晚，张元济对儿子说：“我活到耄耋之时，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走完了人生之旅，享年93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送了花圈。
1987年5月，张元济图书馆在嘉兴开馆，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了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无论是《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还是创办《京报》的邵飘萍，抑或是出版家张元济，他们能被后人敬仰，是因为他们明白：责之所在，道义在肩。
恃才傲物者，古今皆有。民国时期，就有那么几位“狂妄指数”爆棚的人，其中一人甚至敢面对面与蒋介石叫板。他是谁？他“狂妄”的资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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