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武乡文艺

解放战争时期的武乡文艺

一一温海明

扫描：李旭娇、核对：温海明

来源：史志武乡

整理：武乡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从1946年自卫战争开始，武乡作为太行老解放区腹地，再没有受到过战争的扰乱，武乡人民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清算、土地改革、大生产及支前参战等运动。中共武乡县委抓紧时机，在抗日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配合新时期的中心工作，把文艺宣传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任务，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出去，让人民受到教育与鼓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推动胜利形势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武乡县上演过的部分剧本）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了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等群众斗争，深入体验农村生活，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写出了许多好的文艺作品。首先是广为流传的曲艺作品《地主与长工》、《蒋军必败》、《参加大生产》等。其中，武乡(东)县盲人宣传队集体创作，由王世荣执笔的《地主与长工》，曾在边区教育厅举办的第一次文艺作品评奖中荣获5000元甲等奖。武乡民教馆的鼓书创作也十分活跃，1947年4月，边区文联《文艺杂志》曾向太行艺术界推广了他们关于曲艺的三种创作方法：(一)盲人下乡搜集材料自己编，回来大家审查集体修改；(二)民教馆协助，盲人加工润色；(三)集体创作，发挥盲艺人“遇啥编啥唱啥”的优势。其次是戏剧创作繁荣。当时由城关(今故县)剧团演出，赵浚川创作的独幕剧《错打算盘》在边区教育厅举办的作品评奖中，获乙等奖并得奖金5000元；高介云与张万一合作编剧的大型歌剧《圈套》和《王贵与李香香》，获太行区立功运动二等奖。1947年4月1日，太行文联对文艺创作进行奖励，武乡(东)县高介云、张万一合作编剧的《改变旧作风》获甲等奖。1948年7月初，县委根据华北文艺座谈会精神和区党委宣传部的指示，号召全县各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创作出像《新仇旧恨》《一担水桶》等一样的好作品。再次是群众性的民歌创作。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以及教师大量谱曲填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群众幸福的生活，如《夫妻种瓜》、《就要成立新中国》等。这些剧目和歌曲都反映了军民团结大反攻的英雄气概。

有了自己的剧目、曲目，还需要有表演节目的自己的文艺团体。在武乡，最典型的文艺团体是剧团和盲人曲艺队。抗战胜利后，武乡的“光明剧团”已调往太行行署，后又以原武西“战斗剧团”的演职员及社会艺人组成了县“翻身剧团”。剧团在当时宣传土改、支前等中心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武乡盲宣队，继续发扬抗战时期的艰苦精神，自编自唱新节目70余个，仅1946年内，就走遍了长治、榆社、黎城、屯留、太谷等县的1985个村庄，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受到太行行署的表扬。194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以《太行行署嘉奖武乡盲人宣传队》为题对其作了报道。盲艺人们受到鼓励后，继续发扬吃苦精神，踊跃到外地进行慰问演出。如1947年到武安冶陶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财经会议作了祝贺演出。同年在阳南头召开的五县曲艺联欢会上，武乡盲宣队集体创作的鼓词《战斗英雄关二如》也获了奖。1948年10月5日，召开了武乡盲人鼓书队会议，曲艺宣传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

（1948年9月，县翻身剧团改为大众剧团时的合影）

武乡的文化工作，一直比较活跃，除有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文化工作有广泛的群众性。当时农村的文化活动小型多样，丰富多彩，通过冬学学习小组、民校和识字班、男女青年训练班等组织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活跃了山乡农民文化生活。此外还有“书报阅览室”、“写作组”、“读报组”、“俱乐部”等。县政府还在洪水镇创办了武乡文化合作社，及时向群众发售各种读物，这是当时华北区三大书店之一。而在农民翻身运动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群众翻身、自唱自乐”的农村戏剧运动，又成为基层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主流。当时武乡农村剧团很多，搞得最有声色的要算东堡村的“解放剧团”，194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署名华含的《介绍武乡东堡解放剧团》一文，给予该剧团以高度评价。之后，故县解放剧团、汉广剧团也得到了赵树理、陈荒煤，朱穆之等著名文人的书面赞扬。据武乡1949年文教大会统计，仅本县就出现了163个农村业余剧团。并随之出现了一批群众赞颂的名演员，如窑上沟剧团的郑桃英、大有剧团的“满天星”、芝麻角的“麻八旦”、王庄沟剧团的“喊一声”、苑家垴的“一股风”等。

武乡农村戏剧运动蓬勃开展的原因是：(一)县委、县政府委托下乡干部帮助组织、整顿、辅导农村剧团；(二)农民刚欢庆抗战胜利，又闹土改翻身，分到土地、房屋，群众心情无比喜悦，急于言表，自娱自乐；(三)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农民自己的事自己演，既推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又使广大群众生活过得欢快舒畅，鼓舞了生产热情。走上了发家致高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