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爱国民主战士王昆仑

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爱国民主战士王昆仑

1922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在国民党六大上为团结抗战他当面质询蒋介石逼得蒋介石破口大骂后险些遭受特务杀害

秘密创立“小民革”争取更多国民党上层人士与谭平山发起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民革的前身之一

1985年8月，他逝世后三天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文件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才得以公开

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千千万醉心研究红楼大力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创办《团结报》……

他就是我国忠诚的爱国民主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卓越领导人——王昆仑

追思先辈，激励今人今天，是王昆仑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追忆缅怀这位传奇革命家

王昆仑（1902—1985），原名汝玙，字鲁瞻，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对蒋介石不满，参加反蒋运动。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为争取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3年与谭平山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2年，王昆仑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讲话中代表民革中央表达了对王昆仑同志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她说：“我们要以王昆仑为榜样，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继承和发扬民革前辈们的优良传统，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少年求索救国路

清末民初，王昆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自小又跟随家人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王昆仑从小目睹了清朝政府腐朽没落、帝国主义肆意侵略、国家民族危机重重的景象，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忧心忡忡。

北大是铸就人才的熔炉。1917年，王昆仑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此时的北大，各派学说激烈交锋，正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王昆仑就立志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王昆仑已是热情干练的学生领袖(北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为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他高举“打倒卖国政府”的标语，与北大的同学们一同发起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他带头高呼口号；在东交民巷，他参加了递交抗议书的行动；在赵家楼，他和同学们一起放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家。

执着拜谒孙中山

王昆仑钦佩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经过深思熟虑，他开始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王昆仑经常与傅汝霖、钟汝中、陈铭德等九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研究时事。他们先创办了一个周刊——《民生》，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王昆仑敬仰孙中山先生，一次次地被这位革命导师的胆略和精神所折服，因而他一直渴望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希望从革命领袖那里得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一次，借着作为学生代表汇报北京学生情况的机会，王昆仑要求再单独谒见孙中山。

孙中山被王昆仑的赤诚和执着感动了，百忙中抽出时间与王昆仑进行了长谈。

谈话中，孙中山深深地喜爱上这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他告诉王昆仑：“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并亲自介绍王昆仑加入国民党，王昆仑由此成为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党员。

1924年冬，孙中山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孙中山已是生命垂危，此时，王昆仑成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朝夕陪伴在孙中山左右，直到最后一刻。孙中山逝世，王昆仑悲痛万分，出殡的时候，他主动去当警卫，还步行到香山为孙中山守灵。

当面质询蒋介石

王昆仑是一位政治品质非常可贵的革命者，为了国家民族、为了革命真理，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甚至将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为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这引起很大震动。

“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在会场的喧闹声中，蒋介石怒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气急败坏地大骂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特务们应声围攻王昆仑，高喊：“拉出去枪毙！”

王昆仑不慌不忙、正气凛然地说到：“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我？”说罢，王昆仑昂首走出了会场。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社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诗赞其“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险遭杀害于万方楼

王昆仑出生时王家是无锡八大望族之首。1926年王昆仑的父亲在鼋头渚充山南麓购置土地72亩，建造太湖别墅。万方楼原是王家休养和接待宾客的居室，1931年，王昆仑引用杜甫《登楼》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之意，将此楼命名为“万方楼”，饱含了忧国忧民之情。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万方楼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万方楼

1935年8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文委决定，上海、南京两地的读书会骨干等抗日救国活动分子在无锡鼋头渚万方楼召开会议，参会人员以王昆仑的亲朋好友来此避暑消夏、品尝水蜜桃为由，三三两两从江浙沪一带陆续抵达，与会者共30余人。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交流了各地读书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一致同意在上海、南京筹备成立救国会，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其实，他们的行踪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王昆仑更是被列入了监视、暗杀的黑名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沈醉率领一个行动小组，早早赶往无锡布置、监控，妄图伺机一网打尽。

万方楼背面

幸好沈醉未能进入他们的活动范围，难以探及真实情况，再加上王昆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参会其他人员也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沈醉未敢轻举妄动。三天的会议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跟踪，但始终未受到干扰破坏，取得了预定的效果。

秘密成立“小民革”

正是对革命的执着追求，推动王昆仑一路前进。重庆的中共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准备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以便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动态，配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工作。考虑负责组织联系工作的人选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昆仑。

早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33年，王昆仑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既是受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内素有影响的著名人士，还身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立法委员的要职，活动平台比较大，无疑是合适的人选，由他来团结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组织上十分放心。

法国驻重庆大使馆，也是康沁之公馆，“小民革”成立地点。

这个中共外围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于1941年夏正式成立，定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王昆仑与许宝驹、王炳南等发起人，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一年后，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相区别，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小民革”。

为了进一步把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集结起来，王昆仑开始联络、争取更多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上层人士，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全面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方面情况，分化、瓦解、策反地方实力派，促进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

重庆谈判前，毛泽东特地在自己的住处——桂园会见了王昆仑和其他“小民革”的同志，征询大家对重庆谈判的看法。晚上，毛泽东又在重庆的红岩村宴请大家，宴请后谈兴未尽，又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一直谈了个通宵。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对其他中共领导人说：“‘小民革’的同志对党的政策理解得透，理解得深。”

后来，周恩来曾说过：“国民党上午开会，我们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况，其中之一就是王昆仑同志报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周恩来先后三次同“小民革”的同志们亲切谈话，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结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小民革”领导成员的指示及小民革自身的情况，王昆仑和“小民革”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多次磋商，认为“小民革”组织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并于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

急救车里试颠簸

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1955年起，他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协助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分管北京市的文化卫生工作，这一干就是12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生设施匮乏，传染疾病流行。上任伊始，王昆仑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按照北京市人大决议，到一线进行调研，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再到大医院，显著缓解了挂号、候诊、取药时间长，诊治时间短的问题。

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王昆仑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并督促建设，为测试运行服务效果，还亲自躺在急救车里感受行车时的颠簸程度。

此时，中共中央就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吹响了这一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号角”。

除四害宣传画

1958年1月31日，在《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发布的当月，作为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王昆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动员北京市民把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进一步推进。

1958年年初，首都群众举行捕鼠日，王昆仑为表达对除四害的决心，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七律诗：“前年携药从东北，去岁东单试点初。腊尽千家迹渐灭，春回万户害应除。跳梁窃黍安容尔？清野犁庭可待吾！卷地风雪何历迅，定教丑类伏全诛。”此外，除了除四害，北京市还借此机会开展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处理垃圾死角，掏挖厕所、清除蝇蛹蛆虫，清扫尘土，将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与农业生产活动相结合，大力支援积肥运动。

在他的努力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蝇极少，卫生面貌一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

别树一帜论红楼

众所周知，王昆仑不仅是政治活动家，还是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至今仍是红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早期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

1944年开始，王昆仑在其夫人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以“太愚”为笔名陆续发表19篇研究《红楼梦》人物的精湛论文，1948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红楼梦人物论》之名出版发行。该书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一举奠定了王昆仑作为著名红学家的地位。

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把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放在封建末期的历史大背景下一一加以透视，深刻揭示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学者崇庆余曾这样评价：“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饱含着对封建统治愤怒的控诉，是对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诊断书。那么，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则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当权者的锋利投枪，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失败必然性的精当注解和说明。”

后来王昆仑还与女儿王金陵一起创作了昆曲剧本《晴雯》，受到观众的热捧，王金陵曾经接受采访说：“父亲研究《红楼梦》，很早就对晴雯这个人物感兴趣，他说晴雯没有半点媚骨，同袭人是对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隶，解放前在重庆时他就写了《晴雯之死》。”

创立报刊为团结

《团结报》创刊号

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革在国家机关中发展成员，在各省市建立组织，已经初具规模。当时，民革有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民革彙刊》，虽然起到很大作用，但其规模太小，不能满足民革党内的需要。时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昆仑同志，深感仅有一个《民革彙刊》是不够的，尽管这时民革办日报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但办一个小型周报还是有可能与必要的。他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这一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

1956年2月，民革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王昆仑建议将原有的杂志《民革彙刊》，改成一份四开一张的周报，定名为《团结报》。王昆仑负责创办《团结报》，对民革党员和联系人士，进行了许多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为民革的思想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革六十年》一书中这样记载《团结报》的创刊：“1956年4月25日，经过长期筹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创刊。这份报纸是为了加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全体党员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改造，贯彻民革‘三大’提出的加强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的要求而创办的。报名‘团结’，包含民革同志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对未来的期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进步，团结和教育密不可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国家需要团结；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团结；民革党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造自己，不断取得进步，也需要团结。《团结报》的创办，对于沟通民革组织和党员及所联系社会人士，推动他们学习，促进他们更好地团结和改造，起着积极的作用。”当时新闻界有人称它是“中国报史上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如今，《团结报》已走过66年的发展道路，66年来，《团结报》见证了“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从一张周刊小报成长为现在的统战主流媒体、全国百强报刊。斯人已逝，但团结报人的坚守不变，办报初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