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桓楚国之六 大厦将倾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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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年四月,桓玄率领万余西府军残余军队迁都江陵,开始并且维系桓楚政权在荆州一隅之地的最后统治。
桓楚国家政权开始走向由盛转衰的道路之中,王土二州断臂其一,偏安于荆州一隅之地。
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遭遇严重创伤,政权综合实力元气大伤,政权国力远不如前。
此时桓楚政权面临军事战争失利重创与社会民心飘摇不稳的严峻国家危机,同时东晋北府军势力已远超桓楚西府军势力,东晋对于桓楚政权虎视眈眈。
东晋北府军势力为防桓楚政权得以喘息,准备率军一鼓作气消灭桓楚政权,以期达到永绝后患的军事战略成果。
亟须秣马厉兵,辅助加以休养生息,并且稳定西府军军心与社会民心。
以此应对东晋北府军势力在军事形势与态势方面的战略进攻,同时尽最大可能构建起适应于同北府军势力进行长期拉锯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战略储备,巩固政权在最后统治据点荆州一州之地的战略防御。
自从345年八月桓玄之父桓温被东晋穆帝司马聃敕封为荆州刺史之后,桓氏家族已经在荆州盘根错节经营了将近六十年之久,桓氏家族在荆州当地拥有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虽然桓楚政权在扬州地区军事上发生失利,但迁都江陵与西撤荆州之后暂时巩固了政权在荆州地区的统治,国家东山再起的基础统治根基仍旧存在。
桓玄到达荆州之后,马上着手大量招兵买马,短期之内大量扩充军队,迅速将军队扩张至二万余士卒。
与此同时,为使得桓楚政权在荆州之统治能够迅速稳定下来。废除封建传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将法家思想确立为治国思想。严刑峻法,实行法制。
短期之内适应了军事危机背景之下的现实国情,使得国家社会秩序迅速得以稳定,快速稳定了政权在荆州的统治基础。
但是在国家政策实行过程之中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使得国家社会关系过于压抑与紧张,不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此期间,小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形成社会性经济危机,以致于相当一部分社会平民阶层尤其是农民阶级生活水平下降,对于国家政权统治阶级严重不满。
桓楚政权在国家社会法制方面的局限性导致失去相当一部分农民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在农业经济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现实国情之下,政权统治基础受到动摇。
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局限性随时间发展,逐步导致不利的反作用于政治发展方面与军事发展方面,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与全面进步。
伊始为国家在政治方面的稳定性极端不足的严刑峻法弊端渐趋作下了意义消极与滞后的铺垫,亦然为之后国家在军事方面失利过后的逐渐覆亡作下了影响深远与沉重的伏笔,最终以使于成为后期大厦将倾之时难以力挽颓势之导火索。
自从建康(今南京)战役北府军击败西府军之后,双方在扬州与荆州边境交界地带区域之内零星发生数次大小军事冲突与战役,最终于404年五月在峥嵘洲(今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道)附近的长江中游流域展开江面决战。
北府军方面主帅为为刘裕手下重要将领刘毅,麾下何无忌与刘道规等将领率领万余精兵,西府军方面为桓玄所率二万余军队。
双方同样配备十余艘大型水军先进新式楼船,楼船之上均为装备大量抛石机、连弩、弩车等先进水战武器装备,军事装备方面大致相等。
西府军总兵力为北府军二倍左右,表象上看来,占有军力上的绝对优势。
但是军事优势之下亦有暗藏之危机,西府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亦也低于北府军。
江面水军决战排兵布阵与军队阵型乃为重中之重,况且在水战之中战船兵阵一经形成,如需变阵则一定会消耗大量时间。
但是致命之处在于桓玄在峥嵘洲决战之中水军战术与水战方阵出现失误,同时西府军士气低落,军队战斗力也为偏低。
北府军主帅刘毅早已针对西府军作出正确水军战略战术,并且北府军经过连战连捷军队战斗力愈发强悍,远超于西府军。
北府军主帅刘毅及其麾下主要将领何无忌与刘道规等人在峥嵘洲决战中身先士卒,北府军士气大振并且极端高涨,高于西府军数倍不止。
最终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人率领北府军将桓玄所率西府军击败,虽然北府军伤亡过半,但是西府军亦已几乎全军覆灭。
峥嵘洲战役过后桓玄仅率千余轻骑随从且战且退,最后于404年六月在江陵城西的枚回洲附近(今江陵西南长江附近)与毛祐之所率千余东晋益州地方军遭遇,双方在长江中游江发生激烈水战。
最终404年六月十九日桓玄兵败身亡,被毛祐之手下重要将领冯迁所斩杀,年仅三十五岁。
刘毅率领北府军消灭桓玄西府军势力之后,错误的估计了荆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认为已然完全平定了桓楚政权所有势力。
同时北府军受制于峥嵘洲战役军队伤亡过半导致分兵占领荆州兵力严重不足的现实囧境,在江陵城内仅有百余北府军士卒留地驻守,此一空隙举动最终还是给了桓楚残余势力以可乘之机。
404年六月,桓玄之侄桓振聚众收拢桓楚西府军残余军队,聚集得到二百余西府士卒。
404年六月二十六日,桓振率领二百余西府军旧部攻克江陵,桓氏家族西府军残余势力最终暂时拥有了有限狭小的据点根据地。
与此同时,桓玄堂弟桓谦亦然也以召集收编桓楚西府军残余军队百余士卒,进抵江陵城内与桓振所部西府军成功会师。
此时第一要务是为尽最大可能增强桓氏家族西府军势力之凝聚力,为了稳定江陵城内的军心与民心,桓谦被江陵城中三百余西府军士卒拥立为帝。
于是到404年七月桓谦在江陵称帝,改元天康,是为桓楚天康帝。
桓谦称帝之后,在一方面大力筑墙积粮与巩固城防,另一方面不断招兵买马以期尽最大之可能扩充军队。
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休养生息与整军经武,桓谦与桓振通过收拢残军与招募士卒,逐步建立起一支五千余人的江陵西府军。
此时桓谦与桓振逐渐占据了江陵城及其附近地区,尽全部力量努力发展小农经济与坞壁庄园经济,同时大力抑制地主土地兼并与庄园土地兼并。
通过尽力恢复社会经济生产与发展,江陵城及其周围地区封建社会基础根本经济得以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江陵政府逐渐囤积了能够满足于持久作战的钱财与粮草。
但是北府军绝无可能坐视桓楚政权残余势力的坐大,于是在405年正月,北府军将领刘裕派遣刘毅与鲁宗之率领万余北府军进攻江陵。
刘裕制定出极为相像于当年楚汉争霸战争时期汉高祖刘邦消灭项羽的战略战术决策,派遣刘毅与鲁宗之兵分两路南北夹击与步步蚕食江陵地区,使得桓谦与桓振的江陵西府军首尾难以相顾。
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北府军最终于405年二月攻克江陵,桓楚天康帝桓谦流亡后秦投奔后秦文桓皇帝姚兴。
江陵战役桓楚西府军被东晋北府军击败之后,江陵西府军仅存千余士卒,桓振率领千余残兵败将自江陵突围北撤涢川(今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附近与北府军进行游击战争。
为稳定维持仅存的千余西府军的军心于士气,405年二月桓振自立为帝,是为桓楚少帝。
东晋中央朝廷派遣北府军将领刘怀肃与唐兴率领五千精兵进攻桓振所率千余西府军残兵败将,在东晋北府军的围追堵截与东晋地方军阀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405年桓振在江陵沙桥(今江陵西)兵败身亡。
自此之后桓楚政权在东晋境内胡桃山(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附近)地区还仅存在最后一支残余势力桓石绥所率千余西府军士卒,桓石绥率军撤守胡桃山区,凭借胡桃山区天险暗中积蓄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为稳定维护桓氏家族最后千余西府军之士气与军心,同时为拥有桓楚政权最后之正统旗号,桓石绥决定即位称帝。
405年桓石绥在胡桃山称帝,是为桓楚末帝,时年三十五岁。
东晋中央朝廷派遣北府军刘毅率领五千精兵进攻胡桃山区及其附近地区,桓石绥率领千余西府军与刘毅所部北府军进行了长达五年的长期游击战争,最终在404年率领百余西府军残兵败将与北府军将领傅弘之所率千余精兵于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市西北)爆发遭遇战争。
受制于兵力严重不足的极端现实劣势局面,桓石绥率领西府军突围无望最终兵败身亡,时年四十岁。
至此为止除了桓谦流亡于后秦之外东晋境内的桓楚势力全部覆灭,东晋朝廷成功复国并且暂时在名义上完成对于江南地区之政治的一统形势,但是桓谦亦也在后秦与谯蜀国暗中韬光养晦与积蓄实力准备对东晋朝廷进行反扑以期复兴桓楚国家政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