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这一小小的刊物在中国思想界乃至中国革命中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青年杂志》的创刊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两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企图复辟称帝，而各地军阀则乘机推翻了他的统治，紧接着张勋又试图恢复清朝皇帝。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刺激了陈独秀。
陈独秀意识到，中国不能仅仅依靠政治运动来推动变革，关键在于要改变广大青年的陈旧观念，以防历史的倒退。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变呢？他决心利用自己的专长，通过创办杂志来传播新思想。最终，陈独秀毅然辞去了在日本《甲寅》杂志的编辑工作，回到了祖国。
在几位皖南同乡的支持下，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发布了第一期。他满怀激情地撰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希冀青年们能够不断进取，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初期，《青年杂志》只有陈独秀孤军奋战，自己编辑、撰写、推销。在这文学荟萃的上海，杂志的知名度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什么读者。陈独秀常常在社交场合中携带几本杂志，送给同乡和好友，以求提高知名度。
为了更好地与时代接轨，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新名字加上同乡们的积极推广，杂志的销量有所提升，但每月印刷也仅有千余份，勉强维持生存。
进入1916年下半年，陈独秀与杂志终于迎来了转机。通过朋友的推荐，《新青年》传到了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手中。胡适不仅给陈独秀提出了要创新文学的建议，还寄来他翻译的俄国小说。陈独秀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胡适也因此开始为《新青年》撰写文章，开启了与杂志的紧密联系。
然而，陈独秀由于杂志的销量不佳，决定北上寻求新工作。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被聘为文科学长。蔡元培全力支持陈独秀在北大继续办《新青年》。因此，在1917年，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展开了更为广阔的征程。
《新青年》的鼎盛，得益于两次引人注目的“骂战”。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一场新旧派文人的论战。熟悉媒体运作的陈独秀借此机会大肆宣传。
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开设了“通信”专栏，发表读者来信。正是这两个骂战的激烈交锋，让《新青年》迅速走红。1918年3月，陈独秀在杂志上刊登了两封针锋相对的信件。一封由钱玄同用文言文写成的公开信，批评《新青年》；另一则由刘半农用白话文回击钱的信，引发了新旧派文人的激烈争辩。
这两封信迅速成为京城新闻的焦点，彼此间的相互攻击不仅火花四溅，更具戏剧效果，令人目不暇接。随着争论的升级，连大翻译家、古文专家林纾也卷入其中。
钱、刘的骂战尚未平息，林纾与蔡元培之间的争论又拉开了另一场序幕。1919年，林纾接连发表两篇小说，暗指陈独秀与胡适“作妖”，同时讽刺蔡元培对教师颠覆传统的纵容。蔡元培对此回击，称林纾“迂腐守旧”。这两位学界名士的争论在北京和上海的日报上广泛传播。
尤其是《申报》等知名报刊，还揭露了林纾利用其政治影响，试图通过参议院向教育部施压，阻击北大教授“离经叛道”的努力。
在这场骂战中，各种流言蜚语交织而起，给群众带来了连场精彩纷呈的戏剧。由此，“林蔡之战”使《新青年》的知名度急剧攀升，成为全国瞩目的刊物。
后果
新文化运动：自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来，该刊物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为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
结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德先生”“赛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革命提供了思想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深远影响仍历久弥新。
